配合政府執法，數位平臺該交出民眾資料嗎？
政府、平臺與公民權利的拉鋸
計畫緣起
在數位工具普及的今日，我們的一言一行、消費偏好與移動軌跡，都被完整記錄在各類平臺。這些「數位足跡」十分私密，足以讓人窺探我們生活的許多面向。
當執法機關為了偵查犯罪，要求平臺業者提供使用者資料（「索資」）時，核心難題隨之浮現：身為公民，我們是否有權利了解政府調取私密資料的狀況？持有資料的業者，是否有權代替我們決定交出資料？最關鍵的是，當個人隱私與調查／執法需求產生衝突時，該如何衡量兩者需求？
這些挑戰實際存在，且尚未解決。為此，開放文化基金會（OCF）透過深度訪談 4 家業者、2 個政府主管機關、1 個法律專家、與 1 個人權團體代表，盤點索資的實務挑戰與治理結構問題，並提出具體改革建議。
本報告的目標
- 以實證方式呈現數位索資在臺灣的現況，包括索資規模、實務程序，以及制度透明度的不足。
- 揭露政府機關、平臺業者與一般公民三方在現行框架下各自面臨的結構性困境。
- 為政策制定者與公民社會提出具體改革方向，涵蓋標準化索資程序、公民知情與救濟路徑，以及索資透明度報告機制等。
三方困境
平臺業者：索資實務中的風險與兩難
當政府機關要求數位平臺提供使用者個資時，這並非國家下令、平臺照辦的單向過程。平臺業者在接收到索資要求後，須歷經接收與分類、受理審查、法源依據審查、資料提交等四個階段，在每個環節都必須在使用者隱私保護與機關執法需求之間做出判斷。
然而，臺灣對於索資的規管密度極低，但可索取的資料類別極為廣泛，也未設「機關何時可以發動索資」的實體要件、索取範圍限制或救濟機制。業者承受著廣大的行政量能負擔，也在資訊不足的狀況下獨自把關。
被排除的當事人：索資後的通知與救濟困境
民眾作為資料的主體，卻從知情權到救濟路徑被系統性地排除，成為程序中沉默且無力的主體。當私密資料被移交給政府時，當事人往往不知情，更缺乏有效的申訴管道。
政府機關：有權力、無紀錄、無問責
目前的監督機制高度依賴機關自律，但在實務運作中，缺乏外部制衡的自律往往難以發揮實質的防弊功能。機關掌握發動索資的實權，卻處於「有權力、無紀錄、無問責」的狀態。
改革建議
要改善目前權責失衡的現狀，不能僅止於修正單一法條，而應建立一套具備標準程序、跨境對接能力且能讓多方參與的治理架構。我們提出四大改革方向：
- 訂立機關索資的明確程序規範：機關提出索資時，應提供足以讓業者實質檢視其合理性的基本資訊，包括具體調查事由、索取的資料範圍，以及明確允許機關索資（而非模糊援引機關廣泛職權）的法源依據。
- 指派專責機關落實監督與救濟：現行監督機制高度仰賴機關自律，缺乏具實質審查能力的第三方監督。我們期待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能扮演更積極的角色，建立可操作的申訴救濟程序，讓受影響的當事人能提出異議。
- 建立索資透明揭露機制：目前機關普遍缺乏對索資行為的例行統計。我們建議將機關定期發布索資統計的義務法制化，並推動業者發布透明度報告，將索資行為攤在陽光下。
- 訂立跨國索資協議：臺灣目前缺乏處理跨境索資法律衝突的正式雙邊框架，應參考美國《雲端法案》（CLOUD Act）的雙邊執行協議機制，建立有明確限制且具公信力的跨境索資管道。
研究報告下載
本報告由開放文化基金會研究團隊（湯家碩、鄭婷宇）撰寫，於 2026 年 3 月 27 日發行，採 CC BY 4.0 授權。